画天安门毛主席像的传奇老人，走了_周令钊_武汉_抗战

1949年9月初，“快手”周令钊接到了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为天安门城楼绘制一幅毛主席像。

作者：余驰疆

编辑：隋坤

2023年1月3日下午3点06分，周令钊先生安然辞世，享年104岁。

他不仅为开国大典绘制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大毛主席画像，还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少先队队旗、共青团团徽、第二至四套人民币等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

周令钊出生在战乱的年代，在抗战烽火中度过了他充满青春激情的岁月。他用画笔作为武器，创作出一幅幅激励人心的巨大画作，遍布全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周令钊的一生极为光辉，令人敬仰。记者曾多次与他进行愉快的交流，2019年，他参加了我们举办的“不忘初心·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品展”；两年前，他也曾接受过我们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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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6日，周令钊在参观该展览时中途休息。（赵寒琪/摄）

在采访过程中，当记者问到一些细节问题时，周令钊常常幽默回应：“你不能这么问，这样问是在考我，我都记不住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往事变得愈发鲜明，愈发生动——例如民族危亡时刻的艰辛、为国家设计形象的光辉岁月、生命中的良师益友，甚至是那段持久而深情的爱情故事……

随着记忆的岁月长河，沉淀下来的是那份赤诚和感动。

在黄鹤楼画抗战壁画

周令钊生于1919年，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时局动荡不安。七岁那年，他离开湖南平江，来到长沙学习绘画，16岁时进入了武昌艺专读高三，毕业后被舅舅送往上海学习印刷制版。

1937年，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周令钊的住所被日军的流弹击中，差点丧命。那年18岁的他，迫于时局，搭乘逃难的火车，踏上了以艺术抗敌的征途。

一年后，他来到武汉，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当时，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艺术处处长则是田汉。

1938年，武汉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文艺界的众多人士纷纷集结在此。郭沫若和田汉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宣传活动。

那年7月，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了保卫武汉的宣传周。周令钊所在的艺术处美术科的任务是，在黄鹤楼下的武昌城墙上创作一幅巨型壁画《全民抗战》。

草图很快完成并获得批准，画家们开始忙碌起来。周令钊和队友们亲手搭起脚手架，一边用石灰平整不平的墙面，一边用简陋的画具作画。那个季节，武汉的烈日酷暑使得城墙烫得无法触碰，画家们的背部和手都被烫伤了。

年轻的周令钊负责了油画的上半部分，他回忆道：“当时我没有恐高症，翻越栏杆，站上梯子，甚至没有系安全带。在画画的时候，一只手握住颜料盘，另一只手则在墙上作画。当需要调整角度时，我得摇晃着梯子，像做杂技一样。”

在画画时，他经常仰望长江，耳边传来激昂的歌声——数十万民众举着火炬在江边游行，冼星海指挥着船上的歌唱队演唱《太行山上》，田汉带领群众在岸边唱《义勇军进行曲》，整个场面气势磅礴，令人激动。到了夜晚，蛇山和长江都弥漫着红色的光辉。

9月，壁画《全民抗战》终于完成。当时，《新华日报》这样报道：“当你走过武昌汉阳门时，可以看到黄鹤楼上那幅巨大的壁画《全民抗战》，它是抗战期间创作的第一幅大画。”

一个月后，武汉沦陷，日军经过这幅画时，虽然用尽全力，但始终无法将它完全摧毁。

离开武汉，周令钊随队撤至长沙，再随大部队来到桂林，最终又前往柳州参加抗敌演剧队，他不仅设计布景，还亲自出演配角。后来，抗敌演剧队还赴缅甸慰问远征军。

抗战胜利后，周令钊从缅甸经昆明到达广州，接着他来到上海，在田汉的推荐下进入上海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

回忆起那段青葱岁月，周令钊说：“一路上，我穿越了云贵大山，饱览了苍山洱海、瑞丽风光、怒江激流等壮丽景色。尽管战争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我依然记录下了那些满目疮痍的山河，深感它们承载着极大的悲怆与情感。”

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像

1948年，周令钊在好友冯法祀的介绍下结识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徐悲鸿对周令钊极为欣赏，随即聘请他到艺专实用美术系任教。

解放后，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承担起了许多国家级会议会场的布置工作。多次大会上，他都被要求绘制毛主席的肖像，作品受到高度评价，也因此，“快手”这一称号广为人知。

1949年9月初，周令钊接到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的巨大肖像。

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脚手架，开始了艰苦的工作。他选用的参考照片是毛主席在北平和谈时的那张经典照片：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微敞，微笑满面，背景是鲜红的色调。

这张照片很小，为了把它放大成6米高、4米宽的巨大画作，周令钊多次进行了“人工放大”：先在照片上打上小格子，然后按比例放大每一小格，再根据小稿逐步放大。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画作逐渐成形。

那十几天，周令钊和妻子每天清晨带着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直到天黑才停下工作。

9月30日，画作终于完成，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亲自来检查，赞不绝口：“像！非常像！”然而，聂市长觉得，开国大典是一个庄重严肃的场合，毛主席的领口最好“扣”上。于是，周令钊连夜对画作进行了修改，将领口重新绘制好。

修改刚完成，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意见——画中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在远处看不清楚，建议将其去除。

画已经挂上天安门，唯一能做的，就是由周令钊亲自爬上去修改。由于那时没有升降机，周令钊和同事们将几根梯子用铁丝绑在一起，依靠这些简陋的工具，他艰难地爬上去修改。那一刻，周令钊深知，这幅画将见证历史的伟大时刻。

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令钊亲眼见证了这一辉煌的时刻，内心无比自豪。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相机，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己工作的照片。

在开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周令钊继续为国家形象设计贡献自己的力量。1950年，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正是他提出了国徽中五颗星的设计方案。

发布于：天津市